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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好发哪些人群?

    目前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60岁及以上人口达2.5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达1.67亿人,占总人口 11.9%,骨质疏松日益成为影响中老年人生活的突出问题。2018年骨质疏松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50岁以上男性骨质疏松患者为6%,女性32.1%,65岁以上女性患者达到51.6%,女性显著高于欧美国家。我国不仅骨质疏松人口比例高,而且对骨质疏松重视程度不够,50岁以上骨密度检测比例仅为3.7%。如何防治骨质疏松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
    骨质疏松症在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但随着骨量丢失,会造成如疼痛、脊柱变形、骨折等后果。脆性骨折是骨质疏松症最常见且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尤其是髋部、胫骨等部位的骨折可导致很高的死亡率。髋部骨折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因为骨折发生的1年内,约20%患者会死于各种并发症,约50%患者因此致残。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主要脆性骨折病例数约为269 万例次,到2050年病例数估计将达599万例次[ii],由此带来的就是沉重的家庭和社会医疗负担。与心肌梗死、脑卒中或乳腺癌相比,脆性骨折导致的住院治疗次数及费用更高[iii],且未来仍会持续增长。据预测,我国至2035年及2050年用于脆性骨折的医疗费用将高达1,320亿元和1,630亿元。
    探索脆性骨折患者管理模式
    提高公众对骨质疏松症的认知,并切实达到理想的防治目标,需要一套科学管理体系的支撑。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和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联合主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中国记协办公室等单位指导,安进公司支持的“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骨力计划)——中国脆性骨折高风险患者管理项目”,就是这项系统工程中的一部分。
    该项目设计基于在国际上推行效果良好的“骨折联络服务(FLS)”和“攻克骨折(Capture the Fracture®)”的理念,围绕骨折高风险患者开展标准化管理,探索多元化、个体化实施路径,同时结合数字化平台,上下联动,持续传递骨健康理念。
    教授介绍说,英国等国家已经开展了近10年的FLS项目, 即对脆性骨折的患者提供标准化医疗服务,比如,通过对患者进行识别登记、评价和治疗的全面体系,提高脆性骨折患者骨质疏松症的检出率、治疗率和依从性,进而减少二次或多次骨折的发生。其需要每年投入相当高的费用,雇佣协调员参与骨折后的医护管理,目前已运作得相对成熟。但在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庞大、患者数量多,如何用符合我国医疗环境的模式管理好这些患者,是需要我们不断摸索的。
    打通三甲医院与社区的转诊管理
    现阶段,我国民众对骨质疏松症的认知普遍不足,检测率、诊治率过低,存在巨大的诊疗缺口,比如,大部分患者的就诊和长期管理分散在骨科、老年科、内分泌科、妇科等各种科室,缺乏统一、有效的长期管理;大部分三级医院饱和或超负荷运转,且院内科室负荷存在差异;骨质疏松症患者社区建设也不成熟,基层匮乏优质医疗资源。因此,尽量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效的骨质疏松症患者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据估计,现在真正开展了骨质疏松症专病门诊的社区医院不会超过100家,整体铺开得很不够,骨密度检测无法得到充分普及;三甲医院和社区医院的骨质疏松症管理也没有彻底打通,以致手术后的随访管理跟不上,患者后续依然存在脆性骨折的风险。
    No.1
    提高主动就诊意识
    首先要通过政府,媒体、医生共同发力,提高老百姓的主动就诊意识及治疗依从性。大家知道高血压、糖尿病需要终身服药,事实上骨质疏松症也一样需要长期管理。骨质疏松患者的高危群体,比如绝经后女性应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查,或至少在社区医院用超声波或其他辅助手段进行筛查,如发现骨量偏低,可再去大医院进一步就诊。
    No.2
    推广骨质疏松筛查
    医生要主动出击,以社区基层为中心进行骨质疏松症的筛查,积极推广骨密度检测,争取达到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筛查力度。“3年前,我在上海的10个社区开展了1.4万多人的筛查工作,发现有17%存在着不同程度的1~2节椎体的骨折,这些人都是骨质疏松症患者,却都没有获得治疗。
    No.3
    建立转诊机制
    政策上应推动建立三甲医院与社区医院之间的有效转诊机制。教授说,他们在上海探索过一个比较好的转诊模式,即每年定期对社区医生进行培训,建立骨质疏松症门诊,让老百姓首先知道要找谁看病,再通过大力推广社区的骨质疏松症专病门诊,让更多患者可以方便地看病,接受治疗。他强调,三甲医院与社区医院的有效互动,无疑是骨质疏松症管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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